新:跟我们聊聊这次平遥展览的情况吧 王:平遥的展览我们策划了一年,目前确认了这次影展,主办方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单独建筑做影展,将近100平方,所以这次整个图片将有百张之多,为了充分展示影响二字,我这次采用的是“五位一体”,即大型影展、同名书籍出版、同期文献展、电视纪录片和在现场的学术研讨。这里面还有媒体的跟进来立体的展示。 与此同时,我收集了很多他们早期作品的原作。以杂志、作品为主,系统展示我这些年收集的成果。比如,雪浪影社我收集了37年出版的华昌影刊雪浪专辑,还有当时的珂罗版印刷的铜板原件等珍贵资料,这次一并展示在大家面前。 这段研究前后大约耗时3年的时间,那么真正触发我这次在平遥做这个展览,是从去年开始的,去年在平遥摄影节上有幸认识了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同仁,在看到我的一些初期成果后都鼓励我接着往下走,回来以后加上我和当时的无锡日报《快门周刊》合作开设专栏,在传播后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肯定,更坚定了我继续下去的决心。 新:在探索过程中,你遇到的困难是? 王:简单讲是非常痛苦,时代的久远,资料非常难以寻觅,久经战乱,社会动乱,保存的非常少,图书馆和档案馆封闭,找资料很困难。 用什么线索找,也很困难,业余研究,如何分配财力,精力都很重要。你怎么来平衡心态、时间、费用等。这样研究必须舍得,有舍才能得。尤其现在的快餐时代,很浮躁,人很难静下心研究,但即便是当代史也都将会成为历史,我觉得非常重要,这是我的原动力。 新: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? 王:那太多了,比方找王劳生的后人,当时我在中国摄影报发了《无锡与中国近代摄影》的长篇文章感叹道,找王劳生的资料非常困难,文章发表后,不经意间接到他的亲属打来电话,他们找到我的通讯方式通过好几个人,他说王劳生就是他的寄父。他跟我讲了王劳生的概况,我很兴奋,他还提供了王老的儿子和孙子的联系方式。他的出现,让我对王的研究有了数量级的增长。在这个过程中突然有一次搜索,发现王劳生在30、50年代在美国有很多作品发表,又发现王劳生的长孙就在美国,通过他的长孙我又拍到了王老师的作品。我目前收集到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在1935年,在《东方画刊》上发表的。最近又有线索表明,1934年,民国的《旅行家》杂志上,他以王学通的名称发表了作品,但我还未见到作品。把一些没有把握确定的史实得到了验证后,我集中精力撰写了王劳生——一代海上摄影名家的长篇研究。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,其实感觉就是挖矿的过程,时时有惊喜展现在你面前,很兴奋。 新:在这几年的研究过程中,有没有什么遗憾? 王:应该说最大遗憾是很难完整系统的收集,在摄影史上找到无锡摄影家的作品及生平。 举个真实的例子吧,一个老摄影家去世后,他的后人对他所有摄影的遗产都不感兴趣,就廉价卖给了书贩子,一个不留,我觉得非常可惜,很多东西都流失了。对于摄影人来说,它就是文献,就是史料,非常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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